抗战如何铸造“中华民族”？
編按：“中华民族”是清朝末年梁启超提出的概念，但孙文所说的“一盘散沙”的事实始终存在，直到八年抗战，使参与抗战的各族人民共同抗日、共同牺牲，于是“中华民族”意识才真正成形。美中不足的是，台湾在此时期却处在日本殖民统治之下，使台湾欠缺与其他中国人共同奋斗的历史经验，甚至被迫参与日本侵华事业，而埋下了今日台独意识的种子。
本文刊载于《远望》325期（2015年10月号），原标题为：“各族鲜血凝成棠棣之华──抗战与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形塑”，作者为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兼任助理教授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洲国家脱离殖民宗主国的宰制，转型为近代民族国家。70年过去了，其中多数国家仍然陷于国内严重的种族、宗教冲突之中，难谓转型成功。与多数亚洲国家相较，中国虽从未完整沦为单一列强的殖民地，却在二战前夜提早遭受日本的侵略，这一不幸，使得中国人民比其他亚洲殖民地人民更早投入反帝反殖斗争，恢复了被日本占领的国土，更加强了由各民族组成的国族──中华民族的认同和团结。
1930~40年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乃是以中国的少数民族为突破口，经由少数民族聚居的中国边疆深入中国的堂奥，中国的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域比汉人聚居区更早面对日本的渗透和侵略，边疆少数民族民众甚至比汉人更直接地参与对抗日本侵略的行动。
垂涎中国广袤国土的日本，在清末即有意利用汉民族主义革命，促成清朝崩解，顺势夺取满蒙。中华民国建立后，有意以「五族共和」的模式维护王朝留下来的领土与多元族群人民的遗产，阻绝日本等列强的侵略，日本乃将目标转向中国的边疆与非汉人族群，试图复制西方列强利用非突厥人群体的民族主义肢解奥图曼帝国的模式，拆卸中国。
1928 年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完成全国统一后，国家所面对的国际政治、地缘政治局势较之清朝末期更形严峻。国民政府一面持续推动边疆与内地的行政一体化，加强中央对边疆非汉人地区的政治影响力；一面标举中华民族同血缘、共命运的主张，同时藉普及近代教育的名义，持续推动针对汉人以外少数族群的同化政策，冀望从内部消除边疆非汉人区域无法抵御外来略诱、侵略的潜在危机。
中央政府的政治目标和政治作为，触及了蒙、藏和其他非汉人群体传统政治势力的利益，他们以各自的方式抵制国家的行政统一和政治统一举措。这种对峙的态势，给外国政治势力介入中国地方、边疆和少数族群政治事务提供了另一种契机。近代以来，对于中国有最全面侵略企图和计划的日本，当然不会放弃这样的契机。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即以「民族自决」相号召，建立「满洲国」，同时在「满洲国」范围内运用「五族协和」的口号，动员非汉人族群，抵销汉人反满抗日的能量；其后，进一步发起扶持、操控内蒙古自治、独立运动；介入新疆穆斯林反抗汉人行动；并藉宗教联系笼络西藏。七七事变前后，日本大力鼓吹汉语穆斯林建国，在侵华战争中分化回汉关系；并与其盟国暹逻合作，试图以「泛泰主义」渗透广西、云南；1941年，日军实施南进政策，占领中南半岛，于1942年5月进占中国云南西部边地。但是，由于日本始终立足于征服者的地位，对于中国长久而复杂的族群政治史也缺少深入的理解，其高调动员并未在大部分中国少数族群间造成深度的影响，不足以全面瓦解中国古代王朝长期延续和近代中国国族建构过程之下的国家政治结构。
在日本的军事与政治威胁面前，国民党领导的中国政府、地方政治势力和中国共产党等政治力量并未坐以待毙，他们也以各自的方式，展开对少数族群的动员。这样的动员，在一定程度上，较为贴近少数族群自身（包括族群意识和国家意识同步建构在内）的民族化过程的节奏，较为贴近少数族群对于自身利益与中国、日本之间利益关系的切身感受，因而与少数族群自发的抗日行动有所衔接，结成对抗日本军事、政治攻势的共同阵线。从包含「国族」与「族群」两重含意的「民族」角度来看，抗战可被视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民」动员的战争。
相较于汉人聚居的内地省分，边疆和非汉人群体与抗战之间，有更多超越军事层面的链接。广袤的西南、西北地区，从荒远落后的边鄙一跃成为接近国家政治核心的战略、经济、文化要地，步入以「边疆开发」为名目的近代化进程，当地人民与内地人民间的互动也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我们中国人」的观念由抽象转为具体，中华民族的包容力和凝聚力也随之进一步提升。
日本利用中国少数族群的政治资源裂解中国
日本不存在复杂的族群现象，但却对邻国中国的族群现象中所隐含的政治资源产生兴趣。20世纪初，日本体悟到「五族共和」论述在近代中国族群政治中的意义，乃于其此后炮制的「满洲国」中，设计出一个所谓「五族协和」的政治架构，藉以动员中国东北的族群政治资源。其直接政治目标，是将原本并不是满洲民族的日本人与在日本殖民政治之下大量移入满洲的朝鲜人纳入满洲国的族群体系之中。朝鲜人被设定为日本人的「协力者」；满人、蒙古人也可参与「协力」。在此，非汉人族群地位与利益的提升，是与日本压制东北和全中国抗日的政治利益连结在一起的。
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副盟长德王于1933年发动「贝勒庙高度自治运动」，为日方的介入提供了契机。在日本支持下，德王于1936年成立「蒙古军政府」。七七事变后，日本侵占包头以东的内蒙古广大区域，乃扶植德王的「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于品卿的「察南自治政府」和夏恭的「晋北自治政府」，再于1939年9月1日合并三个政权，成立「蒙古联合自治政府」（蒙疆政府）。
日本统治东北三省与内蒙古部分区域期间，为适应其统治需要，复制了清末以来中国政府几项重要的边疆和族群政策。日本「满蒙工作」的转向，昭示出外来势力介入中国族群政治的根本限制，即当外来政治生态侵入现代中国境内原生性的族群政治生态系统时，势必面临的原生生态系统的反抗；中国族群现象的多元性，并未改变中国族群政治强烈的本土特性和传统特性。
日本也将同样排斥中国中央政府的西藏地方置于其分化中国的大战略之下，派遣情报人员潜入藏语区，特别多方笼络亲中央并流亡内地的九世班禅集团。外务省推动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内地藏传佛教政教高层于中日战争激烈进行之际访日。西藏政教高层于的言论，显示日方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它所期待的政治目标。但对藏汉、藏英关系、中英在二战中的结盟关系对西藏地缘政治利益的影响和西藏政治传统四个方面的因素有复杂考虑的热振摄政当局，并不愿冒险站在日本一边。相反，拉萨选择邻近的重庆作为（至少是形式上的）效忠对象，安全系数仍超过靠近东京。
日本注意到一千万穆斯林分布在中国各地的这一事实背后的意味，基于解构中国的政治企图，对中国内部的伊斯兰社群展开「回教工作」。九一八前后，为隔绝中苏间的陆上联系，日方寻求与宁夏马鸿逵、青海马步芳和河西马步青等穆斯林军政势力的政治合作。七七事变后，日军在其控制区成立的「回教」团体所举办的活动，皆以在中国穆斯林当中厚植亲日观念为主题。日军在部分军事和非军事行动中，也会有意顾及穆斯林小区，甚至故意制造回、汉之间的猜疑与冲突。
囿于诸多客观条件的限制，日本军政上层所从事的的「回教工作」，无法迅速改善日军中下阶军官与士兵因对伊斯兰极度无知而不断冒犯回民的情形。伴随战况的加剧，穆斯林的抵抗也时有发生，日军或无暇或不屑分辨回汉差异，或针对抵抗采取报复行动，在华北、西北地区的无差别杀戮日益增加。
中共和地方政治势力对少数民族政治资源的动员
1930年代初，苏联将国家利益置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前，鼓励各国共产党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置于革命的优先位置。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即循共产国际的指示，组织东北抗日联军，在东北动员少数族群民众。抗日联军自成立之日起即与朝鲜裔居民的反日武装活动建立了连结。
毛泽东于1935年12月指出，「少数民族，特别是内蒙民族，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下，正在起来斗争。其前途，将和华北人民的斗争和红军在西北的活动汇合在一起」。七七事变后，中共宣示，「现时对国内少数民族的政策，首先和基本的应该是团结抗日」。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主导内蒙古的蒙古民众抗战，也对宿敌马步芳、马步青和马鸿宾、马鸿逵伸出统一战线的橄榄枝。中共在重庆的舆论阵地《新华日报》多次在少数族群与「中华民族团结抗战」之间建立连结。
热衷开辟「敌后根据地」的中共，更将华北平原上数十支回民抗日武装纳入八路军旗下。最著名的有马本斋的冀中回民支队和刘震寰等人指挥的渤海回民支队。
打响武装抗战第一枪的穆斯林将领马占山。
地处中亚的新疆，在空间上远离抗战战场，在政治上不受中央政府节制，而其地居民的主体部分，又是与汉人在文化上和历史经验上差异甚大的突厥语穆斯林，但新疆和当地非汉少数族群人民却与抗战建立了紧密的连结，究其根源，是新疆深深涉入1930~40年代苏联与中国、日本间复杂的竞和关系之中。
地方军政实力派盛世才的权力基础建立在苏联的支持之上，斯大林要求盛标举「保持新疆永久为中国领土」的口号，杜美、英指责苏联扩张的悠悠之口；同时达成苏联所企望的，以中国牵制日本的战略目标。盛世才标榜「反帝、亲苏、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的「六大政策」，呼应斯大林为中国共产党划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路线，同时接纳中共方面的干部到新疆工作。1934年8月，盛世才在中共人员的协助下，于迪化成立以「巩固地建设抗战后方、保护国际交通线、组织和训练广大民众，尽一切可能援助抗战胜利」为宗旨的「新疆民族反帝联合会」（简称「反帝会」），在新疆各族中展开抗日救亡的宣传和组织动员。抗战爆发后，尽管新疆本地突厥穆斯林民众和其他族群民众并未面临日本的威胁、战争的硝烟，但却在相当程度上卷入了整个抗战的过程，为战争期间和战后新疆的政治变迁埋下了伏笔。
1935年，苏联与中国政府达成协议，合作修建萨雷奥泽克到兰州的公路， 1937年后，苏联方面的军事物资、援华人员，以及中国偿付苏联的物资，都是从这条生命线上通过的。
盛世才热衷从事大规模劝募，以凸显他和他治下的新疆对抵抗日本侵略的直接贡献。到1943年为止，总人口不及400万的新疆各族民众，竟为抗战捐献飞机达154架之多。
从中国国家整合的角度看，新疆各族民众在强大政治力量的动员下沈浸在抗日政治和抗日文化活动中，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该地因远离20世纪前期影响中华民族形塑的几个重大历史事件和思想潮流，而未能与内地同步进入中国人意识逐步强化过程的缺憾。然而，面对同样涵盖突厥穆斯林小区的伊斯兰复兴运动、突厥民族主义运动和苏联版共产主义的影响，新疆各族民众抗战经验的真正价值，还需等待历史的进一步沈淀，才会出现更清晰的视野。
国民政府对边疆民族和其他少数族群的抗战动员
国民政府奠都南京之初，即面临国土完整与国家整合方面的挑战。国民政府的族群政治设计与执行，是在不断适应内外局势变迁之下中，不断进行调整、妥协的过程。面对日本对中国边疆非汉人聚居区的威胁，九一八事变前，国民政府致力推动内蒙古和藏语区东部的行省化以及针对西部山区少数族群的改土归流；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利用少数族群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运动的局势，令蒋介石转而萌生建立「五族联邦」的设想，有意于10年之内在满、蒙、藏地区展开自治实验；与此同时，有识之士更强调「凡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国族」论。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族群政治设计与执行的重点，转向与日本竞争边疆和少数族群民众的政治资源，动员少数族群民众投入中华民族共同抗战的行列之中。
内蒙古上层菁英于1933年发起「民族自治」运动，抵制国民政府针对内蒙古的行省化政策。由于这一政策等于在日本威胁面前对蒙古人做了反动员，蒋介石遂毅然中断将盟、旗全部纳入省、县行政体制的进程，承认内蒙古和青海等地蒙古人的有限自治。
辛亥前后，十三世达赖喇嘛靠拢英国，宣布西藏断绝与中国的政治关系。国民政府建立后，国家统一的程度有所提升，十三世达赖必须面对这一现实，与南京维持一定的互动。1928年起的十年间，正值中央政府寻求与此达赖重建关系之际，南京盱衡达赖与班禅间实力的明显差距，对在日本威胁之下维持西藏这个后方中的后方的稳定抱持如履薄冰的心情，有意阻滞亲汉、亲中央，但与十三世达赖不合的九世班禅返回西藏。
七七事变后，位居西南的云南省成为中国国际运输线的主要替代选择，国民政府先后规划修建滇缅公路与滇缅铁路，云南近40万各族民众自备粮食、被服和最原始的工具先后投入修筑。珍珠港事变爆发后，日军迫切寻求封锁滇缅通道，占领怒江以西地区，怒江两岸各族群民众一跃成为滇西抗战的主要后援力量。滇西沦陷地带多数居民分别由24家土司统辖，分属30多个族群。基于抗战的需要，国民政府中止了以缓进方式推动改土归流的进程，重新恢复土司封委承袭制度，得到土司输诚效力的承诺。
滇西抗战，是全民抗战的经典范例。参加滇西抗战的武装力量同时有国家军队和地方部队；正规军、游击队及民众武装；汉人武装和少数族群武装、土司武装等。1943年初，抗日武装力量活跃于怒江以西，腊戌以北的日本占领区，将日军压缩在腊戌、芒市等几个战略据点附近，陷于全民抗战的汪洋之中。
从1942年2月到1945年5月的滇缅抗战期间，云南从抗战的大后方变为抗战的最前方，考验并加速了云南各非汉少数族群国族认同的建立，云南成为中国最早将侵略者逐出国土之地。
少数民族与中华民族、抗战建立连结
日本侵华，让中国少数族群中的部分菁英敏感地体认到其身分、权力、利益与「中华民族」的关联，其中一些人把握这一政治机运，为族群生存和前途做出重大的选择。
九一八事变后，「满洲国」境内有很多满洲旗人投入抗日活动。满人对国民党甚至中华民国不见得有好感，但却在有清一代形成了中国意识。「满洲国」的傀儡性质和日本人的差别待遇政策，使得设想中的「满洲人国家」未能如愿对满人发生足够的民族号召力，日本对北平等处关内旗人的动员也并不成功，自发反抗日本人的满人比例甚高。1936年1月，当日本方面笼络德王，推动内蒙古亲日自治之际，贝勒庙蒙政会的蒙古军人脱离德王阵营，加入抗日行列。
尽管咸同之际汉语穆斯林（回民）与清朝朝廷之间的冲突牵涉到宗教、族群方面复杂的因素，但回民在19世纪「争教不争国」，无意脱离清朝国家统治的范围自立门户；在20世纪前半期同样正面响应了中华民族国族建构的目标和进程，一如马鸿逵在抗战时所言「争教必争国，国存教乃存」。战爆发后，回民成立包括「中国回民救国协会」在内的诸多全国性和地方性抗日救国团体，透过包括宗教情感动员在内多样的倡导、服务，加入抗战行列。
抗战期间，回民菁英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利用宗教交流、民间外交的管道，对抗日本在阿拉伯世界的舆论宣传，在中东、北非和东南亚伊斯兰世界揭露日本侵华对于中国穆斯林和世界穆斯林的危害，推动伊斯兰世界抗日联盟的形成。
分别实质统治青海、甘肃部分地区和宁夏的汉语穆斯林地方军政势力，权衡日本方面的实力、自身权力的来源与其地缘限制，以及未来的政治前景后，也奋力投入抗战的军事行动之中。
与蒙、藏和新疆突厥语穆斯林相较，20世纪初中国西南的非汉人群体的知识菁英，为了在以汉人为主体，但宣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民族国家内取得与「五族」平等的政治地位，多数主动参与了现代中国的国族建构，具体而言，是将本族群的身分建构和本族群与国家的整合连结在一起。
1936年至1938年，湖南西部的「革屯」运动，即致力营造自身与抗战的连结。国民政府确定了针对苗民武装「剿抚兼施」的策略，双方达成「废屯升科」和「收编抗日」两项共识。以湘西苗人为主体的「革屯」军开赴抗日前线，参与了十余次大小战役。
抗战期间，以龙云为首的彝人（罗罗）领袖阶层，不仅充分展现出认同华夏文化和近代中华民族的姿态，也奋力投入与日本侵略者的血战之中。8年间，龙云控制下的云南曾将42万各族子弟送到抗日战场。
云贵监察使李根源有感于滇西土司对抗战动员的正面响应，慨叹说，「目今敌军压境，人心易惑，而各土司同仇敌慨，得来请命，数百年怀柔抚绥之德，效忠明耻之教，事效已见」。
结语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政治、军事实力不足，组织效能和动员能力不足，或者需要透过与清末民初以来形成的地方军政势力的利益交换，来编织党国的权力网络；或者需要借用传统资源，一定程度上感化、羁縻那些无法直接控制的政治势力；或者无法将少数群体利益的论述与中华民族国族论述作出有说服力的连结，只能期待战争状态下少数族群的利益与国家整体利益的权宜结合。这样，间接面对边疆非汉少数族群，国民党未能充分激发民众的国族意识，未能有效地将少数族群的政治资源转化为对自身的长期支持。但无论如何，国民政府面对中国由古代王朝国家向近代民族国家的转型过程，面对这个过程所遭遇的空前考验，以艰难重建的政治军事机构，在能力范围内尽最大的努力汲取边疆和少数族群的政治能量，未在困局面前向强敌妥协，其历史地位已然不可磨灭。
相较之下，共产党于抗战期间在其「敌后根据地」内展开真正意义上的制度创新与组织布建，动员民众，充实党的基层组织，将党的力量深入到社会的血脉中，弱化乃至消除了传统宗族组织和乡绅阶层对地方的控制，造成社会能量与政治力量间的有效互动。中共透过与少数族群民族自决、民族解放论述和族群现实而具体的利益巧妙接轨，将上述模式灵活应用到少数族群动员工作之上，将少数族群的政治资源转化为对自身的支持。
无论从结果还是从过程来看，日本针对中国少数族群所从事的「工作」都归于失败。究其原因，首要在于，日本人并未在日本的利益与汉人以外的中国少数族群人民的利益间做出有效连结；而尽管国民政府的动员力和影响，在某种程度上都小于日本甚至中共的动员力与影响，但古代王朝中国的多元族群、多元文化遗产、近代初步国族建构过程中庞大的惯性，都是阻碍日本与中国少数族群之间建立共同立场的障碍，而列强等外来势力的威胁，又催生出少数族群与中国国家之间共同利益的纽带。
在外国军事入侵面前，少数族群体认到其利益与中国国家或其他中国政治力量间利益的一致性，将为桑梓、群体的生存奋斗与奉献国家连结起来，为抗战中的国家开辟了战略纵深地带和后方；为被围困的国家维持了通向盟邦和国际社会的最后生命线；为全民的奋战提供了人力和物资保障；更重要的，瓦解了日本分裂、拆解中华民族的图谋。同时，少数族群也藉由空前动员、参与现代战争的经验，大幅提升了自身对现代社会的适应力。
中日战争对于近代中国的边疆事务、国族整合，对于中国的边疆地区本身和少数族群，都造成了意外而巨大的影响。战争爆发前，日本威胁的步步加剧，已迫使国民政府调整其国族论述，同时向蒙、藏等族群的自治要求做出妥协，事实承认「五族」以外其他更弱势少数族群的存在与他们的政治权力。战争爆发后，日本占领了中国东部的政治、经济核心地区，国民政府被迫迁移到偏远多山，少数族群密集的西部。国民政府在西部重建了政治军事体系，并意外获得与少数族群间密切接触的空前经验，包括动员少数族群政治资源支持抗战的需求和与少数族群间互动模式的重新建构。中国的少数族群本身，也在严格意义上真正获得与汉人生死一体，命运与共的历史经验，在自觉或不自觉的族群意识之外，建立了中华民族意识的雏形，正面推动了近代中国的国族建构、国家整合，以及境内非汉人人群身分的「中国国民」化与「少数民族」化。